《管理世界》刘淑春等：企业管理数字化变革能提升投入产出效率吗？

浏览：时间：2021-05-21

企业管理数字化变革能提升投入产出效率吗？

文章来源

作者：

刘淑春（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浙江省信息化发展研究院）

闫津臣（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张思雪（北京化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林汉川（浙江工业大学中国中小企业研究院）

文章刊发：《管理世界》2021年第5期

文章主要内容

摘要：企业对各类数字化转型项目的投资能否切实提升其投入产出效率？本文通过对全国第一个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国家示范区内1950家企业2015~2019年连续5年推行数字化管理的追踪调查数据，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和Tobit模型，测度企业数字化投入产出效率，分析影响企业管理数字化变革的关键要素，从而探索企业提升数字化管理效率的内在运行机制。研究发现，企业管理在数字化变革过程中的资本产出弹性远高于劳动产出弹性，二者投入对数字化效益产生的影响随时间发生改变；数字化转型投资项目的投资效率具有明显异质性特征，同时会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产生相应的递增或递减效果。进一步研究表明，企业数字化投入和效率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先下降、再加速下降直至拐点后上升，且在拐点后呈倒“U”型关系），且投资临界点在100万~200万元之间，走过推行数字化管理动态波动的“阵痛期”，企业数字化管理的先发优势得到显著提升。研究为企业制定数字化管理决策和政府制定企业数字化政策体系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决策支持，并对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推进企业数字化变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数字化变革投入产出效率随机前沿分析 “两化”融合

一、本文研究背景与意义

针对企业数字化变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社会和产业层面，而微观层面针对企业管理数字化、数字转型投资项目带来的企业层面的投入产出效率和效益等研究文献相对较少。同时，令人感兴趣的是，微观层面的企业究竟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来实现企业管理数字化，其背后有着怎样的深层次动因，以及企业应如何规避数字化投入特征带来的“阵痛期”，从而提升企业的投入产出效率。企业内部管理的数字化变革仍然是只“黑匣子”，企业管理的数字化投资主要包括哪些？其是否能带来投入产出率的提升？如果是，那么这种影响究竟通过怎样的内在机制或哪些关键要素进行传导？企业应如何利用这种数字化项目投入和效率之间的特征关系走过推行数字化管理动态波动的“阵痛期”，从而显著提升企业数字化管理的先发优势？或许由于目前官方统计几乎没有针对企业内部数字化的细分统计指标及数据，亦或针对企业的管理数字化进行详细的问卷调查操作起来存在较大难度，导致目前缺乏这方面的研究。这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本文在现有文献基础上尝试突破和产生边际贡献并带来研究意义的地方。

二、主要内容

本文通过对全国第一个“两化”深度融合国家示范区内1950家企业连续5年（2015~2019年）推进数字化管理的追踪调查数据，以ERP、MES/DCS、PLM数字化投资项目为数字化变革的嵌入路径，使用SFA方法和Tobit模型，测度企业数字化投入产出效率，研究了企业推行数字化管理对投入产出效率的边际影响问题，并测算了数字化转型投资项目的投资合理区间及“阵痛期”临界点，从而探索企业提升数字化管理效率的内在运行机制。

三、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1）结论：首先，企业在推进数字化管理过程中的资本产出弹性远高于劳动产出弹性，并且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对数字化效益产出的影响会随着时间发生改变。其次，行业类型、企业规模和所有制结构对企业推行数字化管理和投入产出效率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影响，本文进一步量化了企业在异质性特征下推行数字化管理的投入产出效率，揭示企业应如何通过调整自身生产结构、数字化转型项目的投资方向、规模和结构等提升数字化的投入产出效率。最后，企业数字化投入和效率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当投资达到第一个门槛值前缓慢下降，之后加速下降直至第二个门槛值即投资临界点（企业正在经历数字化转型投入的“阵痛期”）后，出现上升趋势，并在投资临界点后呈现倒“U”型关系。

（2）政策启示：作为2013年得到批准的我国首个“两化”融合国家示范区和“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其在全国省域中具有较为明显的先行优势，对这一“先行者”的研究可以为“追赶者”和“后发者”提供经验参考。具体而言，不仅可以为其他企业提供经过多年实践检验、并已平稳渡过数字化变革“阵痛期”的先进经验，也为广大企业管理者引领企业制定和实施长期持续数字化管理带来有益的决策参考，还能够为其他省份的政府部门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政策提供新的指导和启示，如：提高数字化管理的资本预算占比；优化企业数字化转型投资预算结构；完善企业管理数字化变革的激励政策体系；推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专项政策等。

四、边际贡献与未来拓展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1）相较于现有基于社会发展、经济政策，以及产业/行业整体生产率等不同视角企业数字化变革的宏观层面研究，本文试图探讨企业内部、微观的管理数字化变革对其投入产出效率的影响，以ERP、MES/DCS、PLM数字化投资项目为数字化管理的嵌入路径，揭示企业推进数字化管理提升投入产出效率的内在机制。（2）以全国第一个“两化”融合国家示范区内的1950家工业企业为研究对象，使用企业实际推进数字化管理连续5年的追踪调查数据，运用随机前沿分析（SFA）方法，区别于社会总体/中国资本回报率，创新性地从微观企业层面测算了数字化管理的投入产出效率，进而探讨了企业各类数字化转型投资项目的企业规模、行业特征和所有制结构等异质性差异，为企业制定具体的数字化管理决策、数字化转型项目投资预算和规模，以及政府制定相应的政策体系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决策依据。（3）在分析了企业推进数字化管理过程中资本产出弹性、劳动产出弹性和数字化投资项目的投入产出效率基础上，使用Tobit模型对企业推进数字化管理、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探讨了企业管理数字化投入和效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推行数字化管理动态波动的“阵痛期”，以及数字化转型项目投资规模的最优临界点，使研究结论具有现实意义。

本研究虽然进行了理论探索和实践层面的挖掘，但也存在不足之处和一定局限性，需要对企业管理数字化变革的未来研究继续拓展和深化。首先，未来研究可以将样本进一步拓展到国家先后批复的其他省份/地区/创新发展试验区；其次，本研究局限于企业内部管理数字化，但未来的企业数字化之路会是开源式、生态化、协同性的资源整合与共享，因此，借助数字技术将生产模块、研发单元活动等分包给其他企业或平台化的跨企业、跨时空、跨地域企业数字化管理集成问题将是值得进一步深化和探讨的重要方向。

五、写作、投稿、修改的过程和心得体会

我国数字经济的爆发式增长以及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的新发展格局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绩效问题是本研究团队这些年一直关注的重点问题。我们对全国第一个“两化”深度融合国家示范区的持续跟踪、对中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密切关注、对大量一线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实地调查以及搜集汇聚大量数据为本研究团队最终确定该选题并完成文章写作提供了坚实支撑。当今世界各国企业越来越重视数字化变革这个重大问题，越来越看重企业数字化投入产出效率的收益，当企业追求数字化变革但又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推行数字化管理动态波动的“阵痛期”时，应如何看待企业管理的数字化变革？本研究团队自2015年起连续5年收集了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投资项目的相关数据，从企业运作的微观层面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反复求证。这一过程虽然耗用了不少时间，但收获确实很大，《管理世界》杂志的编辑老师和审稿专家对本文研究问题的凝练、研究内容的提升、研究思路的完善等提出了许多极其有价值的意见建议，三轮审稿意见、建议和“修改对话”使文章理论基础更加深厚、研究方法更加充实完善、研究内容更富有逻辑性，对我们在这个领域的深入挖掘带来了很多有益启发。我们将持续聚焦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沿问题，深入研究企业数字化变革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用学术讲好、讲透“中国故事”，为理论体系扎根实践作出应有的努力和尝试。